介休二手房网(乔致庸鼎盛时期是不是晋商中最有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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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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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休二手房网,乔致庸鼎盛时期是不是晋商中最有钱的人?
乔致庸,祁县乔家第三代人。他历经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先后娶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杨氏6个妻子,除了第一位外,其余5位都是续弦。
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同时拥有两个以上的妻妾,他之所以有六个妻子,主要是乔致庸太长寿了!而他的妻子相对来说又比较短寿。所谓“续弦”就是这个意思。
他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长大。他酷爱读书,但在其兄长去世后,不得不放弃学业,而继承祖业,肩负起理家、经商的重担。
他胆识过人,有勇有谋,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总结出一套“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诚实守信”的经营思想,使乔家在包头的生意获利倍增。
那么,乔致庸鼎盛时期是不是晋商中最有钱的人呢?乔致庸就是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家“在中堂”的大东家。
而阎维藩是祁县下古村人,出身贫寒,17岁时人平遥“蔚”字五联号之一的蔚长厚票庄学徒,经过10多年历练,刚刚30岁出头,就被派往福州分号任经理。阎维藩在福州分号认识了福州都司恩寿,并与之结拜为兄弟,结为金兰之好。
都司就是当时地方上的军事长官,职权很大,福州的军饷和地方经费便全交由蔚长厚福州分号调拨,三年内福州分号就赢利五六万两银子。
随后,恩寿为了升迁,需要一笔巨款去贿赂打点上司,阎维藩见“奇货可居”,就为其筹集了一笔规模庞大的资金。
据说,他投入的16万两银子打了水漂。平遥总号责备他滥用银两,谁知,就在平遥总号对他的动作尚未完成之时,恩寿便获得升迁,被擢升为汉口将军,不过几年,便将所借蔚长厚的银子全部还清了。
但是,阎维藩经此事件后,有感于总号对他已有成见,信任不似以前,便决定辞职回家,另谋高就。
这事儿被乔致庸听说了,乔慧眼识人,大喜过望,认为阎维藩深谋远虑,敢于决断,结交官员,人脉广泛,正是自己渴求的干练人才。
又听说阎维藩过汉口时,恩寿亲带大队人马隆重迎接,安排在将军府下榻,盛情款待,报知遇之恩,临别时又亲书一札,让阎面交山西巡抚胡聘之。
因此乔致庸决定由阎维藩执政总揽乔家的票号。
从此,乔致庸的票号不像其他票号那样,因战乱而蒙损,反而大获其利。
阎维藩执政总揽号事凡26年,每逢账期按股分红时,每股分红均在8000两到1万两银子之间,给乔家赚了个盆满钵满。
后来乔阎两家还结为儿女亲家,乔致庸做主,将阎维藩的女儿,婚配给自己的第9个孙子乔映庚。
据说,乔家的少东家还请阎维藩乘坐八抬大轿,而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这是家父乔致庸的嘱咐。
这更使阎维藩感动不已,但阎维藩也是知书识礼的人,乔家敬他是礼,他本人哪能让比他还大几岁的少东家骑马,而自己坐轿呢!
于是,他把衣服放在轿子里,始终没有坐轿子。
最后,乔家“在中堂”的分家事宜,也是阎维藩主持仲裁一言而定,可见阎维藩在乔家的威望之高,以及乔氏一门对阎维藩执政总揽票号的尊重。
乔致庸还想到了与人合股开票号,但祁县的另外三个大商家都以各种理由推辞了,广盛源票号的成大掌柜听说后,也是百般阻挠。但执着的乔致庸没有放弃,他最终说服自己的岳父出资参股,成功开设了大德通和大德丰两个票号。
在乔致庸的经营下,两个票号成了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
乔致庸还很懂得审时度势。当时左宗棠西征,乔家资助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做一些与湘军有关的生意。
此外,乔致庸信任下属,让下属全权处理分管之事,各分店的掌柜都能放开手脚、得心应手地去做事,因此也都会拼命为他效力。
对于生意场上的对手,他更是宽容大度,用仁义和宽厚来处理生意上的纠葛,受到商人们的尊重。
富甲一方的乔致庸还广行善举。1877年,他出巨资赈济遭灾县民。
渠本翘创设中学堂,孟步云创设女子学校,他均以重金相助。因赈灾之举,他受到了朝廷赏戴花翎的嘉奖。乔致庸活了八十九岁,掌管乔家数十载,从一介儒生居然成为晋商的翘楚。
以致在他执掌家业时,其资产越滚越多,成为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
据说乔致庸敢于不拘一格用人才,马公甫就是一个人才,在大掌柜告老后,他当上了复盛公的大掌柜,被包头商界称为“马公甫一步登天”。
他本是复盛西字号下属粮店里的小掌柜,不识字,但经营有方,盈利不小。
乔致庸便给他一副资本,让粮店独立经营,他成为大掌柜后也给乔家赚回不少银子。
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也是如此,后来为乔家收进几十万两白银的红利。
乔致庸礼遇聘请阎维藩,也是值得褒扬的一例。阎维藩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他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而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
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于是就决定让阎维藩总揽乔家的票号业务。
乔致庸认为在处理事务时,要像遇到危难一样,迫不及待。一决定做什么买卖,马上去做,宁可在做的当中发现问题,及时改正,切忌在事前有种种顾虑,迟迟不肯动手。
信息和时间就是财富,一怠慢,就会被动,就会失败。所以,事情一旦决定了就立刻行动,付诸实施,必然成功。
咸丰年间,乔致庸在包头龙王庙一带购进田地280亩,种植蔬菜,供应市场,每年获利很多。
乔致庸主持家政后,不断扩大经营,先是在包头财神庙街西口路北,独立投资增设了复盛全商号。
后又在包头瓦窑沟口路西,增设了复盛西商号,经营业务与原来的复盛公相同,以油、酒、米、面的“六陈行”为主,还经营典当、绸缎、副食杂货等。
事实上,其它商号根本不能与之相比。当时的包头市场上,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号共有19个分号,500余名伙友,实力强大,门路宽广,号规严格,再加上乔致庸对掌柜们比较信任,使掌柜们做起事来得心应手。
复字号兴盛后,在包头商界逐渐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和地位。
道光、咸丰年问,包头商业兴旺发达,人口逐渐增多,地方上的诉讼和行政治安等事项,包头巡检的职权又有限,为此,商人们不得不自行组织自治机构维持市面。
复字号当时居领导地位,联合各行业组织的大机构,来解决商民大小纠纷。
所以第二代一般能够继承父业,有的还要发展壮大。到了第三代就不同了,他们养尊处优,奢侈浪费,怕吃苦,不思进取,坐吃山空,哪能不败?
而乔家却富延七代,从清乾隆初年,乔贵发创业到清代末年,称富170余年。
其中第三代的乔致庸,起了关键的承先启后、转败中兴的作用。乔致庸一生,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享年80多岁。其孙女婿常赞春写的《墓志铭》说他87岁还喝酒吃肉。
乔致庸在克服难关的时候,坚持以儒家的仁义诚信思想为根本,手边常备四书五经和《史记》等典籍。
遇到灾荒,必首先出资赈灾。他要求救济灾民的施粥,要用毛巾裹得起来,装到碗里插上筷子不会倒。
据说,他家门前往往拴着三头牛,谁家要用自便牵去,傍晚送回来,不用付租金。
这些义举,为乔家在群众中树立良好声誉,因而生意发展比较顺当。
鉴于历来富家子弟大多走上不思进取的老路,乔家特在大院的报本堂里,先人的塑像旁,放置一只要饭篮子和一根打狗棍,告诫族人要记住贫困史。
乔致庸还制定了家规:不准吸毒,不准纳妾。
乔致庸与乔氏家族,在中国商业史和金融史上,晋商无疑占有重要地位。
山西祁县东观镇乔家堡乔氏家族,则是晋商的杰出代表。乔家经营的商号,垄断包头达二百年之久;乔家开办的票号,是近现代中国最著名金融机构之一,并创下经营时间最长的纪录,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完美谢幕。
据有关资料估算,乔家财产最多时高达数千万银元。无论财富积累、社会影响,还是对文化的贡献,以乔致庸为代表的山西乔氏家族,都可毫无争议地进人中国近现代“大户人家”之列。
他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逼出来的。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乔致广和父亲乔全美相继去世,已经拿到秀才功名的乔致庸继续读书肯定不行,只好放弃学业,接手家业,开始投身商海。
因为父亲和兄长相继去世,乔致庸这房可以说正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乔致庸受命于危难之中,前途危机重重,身旁陷阱密布,稍有不慎,整个家族的基业将会在旦夕间全部化为乌有。
接管家族业务后,他凭借高超的经商谋略,最终披荆斩棘,成功率领乔家突出重围。
事实上,当时的包头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是农耕和游牧民族接触比较频繁的地方,除了马匹等牲畜之外,很多东西都很匮乏。
乔致广做掌门人时,乔家已经成为包头商界的龙头老大,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以至于在当时有这样的说法: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乔致庸故居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乔家堡村,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于民国初年建成一座宏伟的建筑群体,是我国清代北方民居的代表之作。
素有“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
乔家大院为全封闭式的城堡式建筑群,分6个大院,20个小院,313间房屋,俯视呈“喜喜”字形布局。
北面三个大院,从东往西依次叫老院、西北院、书房院。南面三个大院依次为东南院、西南院、新院。特色景点乔家大院有四大特点:砖雕、木雕、石雕、彩绘。全院有三百多处,无一雷同,形成了一个有建筑必有图、有图必有意的大院子。
九龙灯号称“东方奇观”,现保存两盏,是慈禧太后赏赐给乔家的。九龙灯系用珍贵的乌木制成,上有9条活动着的龙,故称“九龙灯”。
晋商翘楚乔致庸,知人善用,在他的带领下,乔家的生意蒸蒸日上,并实现了其“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梦想。
大德通和大德恒票号建立后不久,乔致庸就将这两个票号交给其孙乔映霞管理。之后,这两个票号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乔致庸注重教育,经常督促儿孙学习。
他本人也十分好学,手不释卷。他为人友善,扶危济困,经常周济贫苦乡邻。光绪年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乔致庸曾开仓济贫。为此,《祁县志》予以记述褒奖。乔致庸当家后,乔家不仅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而且人丁兴旺。
乔致庸是一个什么人?咱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乔致庸呢?乔致庸的成功也和他用人不拘一格有很大关系。
乔致庸用人以德选人,在徒弟们路过的小桥上,放一个一两重的银子,有的拾钱自己留下,乔致庸以此不可用。
有的过而不拾,乔致庸以此看出这人适合做伙计;有的捡完以后,交还给失主,乔致庸认为,这是好的人才。
乔全美有二子:长子致广,次子致庸。乔致庸是引领乔氏家族走向鼎盛的功臣。
乔致庸闻名全国的山西祁县乔氏家族,指的主要是在中堂一支,为乔贵发三子乔全美后人。乔全美是包头复字号的创始人,复字号的号规等一系列基本经营管理制度,都在他掌家时形成。
著名的乔家“六不准”家规,也被认为是由他制定的。可以说,他是乔家企业精神和家族文化的奠基者。
当时一个县令年俸只有50两银子,加上养廉银也不过几百两,远远低于乔家商号大掌柜每年上千两白银的薪金,这还不算四年一次的分红。
乔致庸弃文从商,使乔家失去了一个可能博得功名的“举人”,但却多了一位纵横捭阖的商界奇才。
乔致庸素性恬淡,酷爱诗书,经营之道本来非其所长,但他能知人善任,豁达大度,慎始慎终,人都乐为其用。可以说,正是乔致庸敢于和善于用人,才缔造了乔家庞大的商业和金融王国。
他本来应当有另一条自己可以胜任的仕途生涯,却因为大哥的突然去世,而彻底变了自己命运。
少年时的乔致庸是个有钱,又有闲的人,他对当官其实也没什么兴趣。可是为了家父的愿望,他还是选择要去中一个举人。在进龙门之前,应当说乔致庸还是个顽皮的孩子,天真多于理性。
他常常用“半丝半缕,恒今物力维艰”来教育子弟。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找人写好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已。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
以此告诫儿孙,注重节俭,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据说他对他的子孙进行了排队分析。
他认为长子不可委以重任,因为长子骄横跋扈;次子个性暴烈;三子过于老实,亦非经济之才;四子朴实迟钝,不擅长说话;五子是个书呆子;六子体质瘦弱,难担大业。
他最后认为只有长孙乔映霞忠诚厚道,聪明伶俐,故对这个孙子充满希望。
乔致庸上任时,已经经营了数十年的乔家家族企业“复字号”危机四伏。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竞争对手的陷害和打击;另一方面则是其兄乔致广经营不择手段,放任手下欺骗顾客,以次充好,乔家因此失去了信誉,贩卖的货物自然销售不出去。为此乔致庸专门赶到包头总店。
正好乔家的有一项重要生意,就是从福建采购茶叶,贩卖到我国西北甚至俄罗斯地区。
乔致庸到福建采购茶叶,对制茶商说我是头一次和多家大茶商合伙做茶货生意,希望您能将一斤重的茶砖,都做成一斤一两的,制茶商感动地说兄弟,你真是厚道啊!
这批茶砖贩到茶商手里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从此很多商户和客户都认为乔致庸为人厚道,宁肯亏自己,也不亏别人,订了一批茶砖后,马上又订购更多的货物。
于是,乔家的生意越来越好。此后乔致庸经商就非常成功了。
乔致庸之所以能将乔家的事业发扬光大,实现自己“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伟大抱负。
最为重要的是,乔致庸具有独到的眼光和胆略,敢于破格提拔人才,知人善任,用人得当,才使得乔家的事业走向了辉煌的顶峰。
2. 客观真实的评价一下你身边接触过的山西人是怎样的?
曾经在山西大同学习生活工作十年时间,对山西大同人的印象深刻。虽然说百人百态,但一个地域的人文环境还是能影响这个地域的人的性格和秉性。山西大同人给我总的印象非常好。
1.善良
心地善良是山西大同人最显著的特点。大同人没有排外思想,对外地人非常友善,而且热情交往,我在大同期间,结交了很多真正的挚友。大同人总是心怀善意对待别人,一般不会无缘无故去揣测别人的险恶用心,即使自己上当受骗也不会计较。
2.宽容
山西大同人都有一颗宽容的心,偶尔被朋友误解或伤害,他们都能选择宽容,他们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友谊,不会因为一点点不愉快而中断友情。
3.精明
山西大同人都非常精明能干,他们精打细算,很会过日子,他们总是能从错综复杂的事物现象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时刻清楚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因此,他们都是删繁就简,轻轻松松搞定。
4.务实
山西大同人都很务实,他们鄙视华而不实好高骛远,他们崇尚脚踏实地货真价实,家中有粮心里不慌,一般来说,大同人都很低调,财不外露。尽管是家财万贯,有能朴实无华。
5.真实
山西大同人不喜欢伪装自己,率真直爽,不会拐弯抹角。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有人说山西人财迷小气,其实是不懂他们的心思。他们不会做无谓的牺牲,不会做多余的掩饰和客套,如果是他们觉得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他们会不惜代价一掷千金。
在山西大同多年,感情太深,有很多真诚的朋友,终身难忘。他们身上的亮点,千言万语都无法叙述,限于篇幅,点到为止吧。我的网络长篇小说《诗的花朵》里面有很多情节,都是在山西大同生活的真实写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阅。
3. 一个是晋商的代表一个是徽商的代表?
在古代交通条件不发达的状态下出门做生意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那些离乡背井的生意人往往需要靠和同乡同姓的帮扶才能立足。在这种背景下就自发形成了一系列以乡土亲缘为纽带的商帮。到了清代已乡土地域划分的晋商、徽商、粤商、秦商、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河南商帮等十大商帮。当然十大商帮各自的贸易覆盖面和知名度并不一样。
有时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也被合称为“五大商帮”。由此可见这五大商帮比起其他五大商帮在人们心中的知名度是更高的。除了“十大商帮”、“五大商帮”之外还有“三大商帮”的说法,不过关于“三大商帮”具体指的是哪三大商帮却说法不一。有人把粤商、徽商、晋商合称为三大商帮 ,也有三大商帮是指陕商、晋商、徽商的说法。无论在哪种说法中晋商和徽商都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两大商帮。
清代的晋商群体形成了八大家族:祁县乔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介休侯家、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介休范家、太谷孔家。当年八大晋商中的首富是临汾亢家,然而如今祁县乔家却因为他们的家宅以及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缘故而比较知名。始建于1756年的乔家大院整体上呈双“喜”字形:分为6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合计313间房屋,建筑面积4175平方米。三面临街的乔家大院四周是高达10余米的全封闭青砖墙。
乔家大院设计之精巧、工艺之精细体现了中国清代晋中地区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因此被誉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乔家大院素来以“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之名誉满海内外。杭州市吴山脚下南宋御街东面的元宝街上也坐落着一座堪与乔家大院媲美的富商故居——这就是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故居。胡雪岩故居是一座富有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又颇具西方建筑风格美轮美奂的宅第。
如果说乔家大院曾经的主人乔致庸是晋商群体的典型代表,那么出生于徽州绩溪的胡雪岩则是徽商群体的典型代表。晋商和徽商是当时天下最显赫的两大商帮,而作为晋商代表的乔致庸和作为徽商代表的胡雪岩也都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那么这两人比起来谁更富有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必须拿两人最鼎盛辉煌的时期进行对比,因为胡雪岩并不是一辈子都富有的。
乔致庸以诚信为本刻苦经营,从而带领乔家实现了货通天下的目标。不过乔家的基业并不是乔致庸所开创的:乔致庸是祁县乔家第四位当家人,在他出生时乔家大院都建好62年了,所以乔致庸并不是白手起家,而是在继承家族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生在安徽省徽州绩溪县湖里村一个贫困家庭的胡雪岩从12岁起就孤身出外闯荡,所以胡雪岩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白手起家的。
如果要拿早年的乔致庸和胡雪岩比,那么不用说就知道一定是乔致庸更富有。如果拿晚年的乔致庸和胡雪岩比,那么也是乔致庸更富有:1882年以后胡雪岩就已破产,他人生的最后三年是在贫恨交加中度过的。早年的胡雪岩、晚年的胡雪岩都是在贫穷中度过的,只有正值壮年时的胡雪岩才是富可敌国的。如果拿早年、晚年的胡雪岩和乔致庸比谁更富有,那么一百个胡雪岩加起来也比不了乔致庸啊。
只有在两个人都处于最鼎盛辉煌的时期才具有可比性。现在也有人比较王健林、马云、马化腾等富豪谁更富有,然而不同的人得出来的结论有时却并不完全一致。这主要是因为生意做到他们这个份上的人有时办事花得并不是自己的钱。众所周知像王健林这样的大老板身上是有负债的,而我们平头百姓身上没有负债,那么难道我们比王健林还有钱吗?恰恰相反是因为银行更愿意借钱给王健林而不是我们。
如果我们站在借钱人的角度看:身上有钱花不掉,也没什么好的投资项目,又不能让钱白白闲着,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借给有需要的人挣点利息。问题在于借给谁呢?大老板资产丰厚,有足够抵押,把钱借给他不必担心赖账或还不起。资产雄厚信用等级高的大公司会有银行主动上门,而缺少资金的个人和小企业只能去找利息高得离谱的民间借贷。大家不妨看看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几家不贷款的大公司?
相比之下您见过有几个普通老百姓或者是小规模的个体工商户欠着银行一大堆债的?所以有钱人能调动的资金和他们自己手头的钱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尽管个人身家可能没别人富有,可他所能调动的资金总量很庞大,所以他就能经营很多项目,从而使自己在社会上维持一种体面的地位。乔致庸在全盛时期如果以个人身家论比胡雪岩更富有,然而胡雪岩在当时全国经济界的地位和影响力要高于乔致庸。
以乔家为代表的晋商大多是靠做边境贸易起家的。自古以来晋北就是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民族传统意义上的分界线。从汉代开始的历代统治者莫不重视晋北边境的互市贸易。自明代实行开中法以来山西商人抓住天时地利得以发展起来。进入清代以后山西商人继续延续着古已有之的传统:深入大漠贩运军粮、军马等物资,从而为朝廷在当地的驻军提供后勤保障。
与此同时他们也和漠北蒙古诸部展开民间贸易。这一时期晋商的贸易版图随着大军的足迹扩张到了黑龙江畔、天山南北等地。从康熙年间开始以晋商为代表的西帮商人垄断内外蒙古和对俄罗斯的边境贸易长达二百多年。道光年间晋商发明了能在全国各商号之间自由汇兑的银票。随着汇兑量的增加就使得从事金融汇兑的票号、银号应运而生:道光三年(1823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诞生于山西平遥县西大街。
此后过去主要经营与蒙古、俄国的边境贸易的各大晋商家族纷纷介入银号生意:祁县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中国各地商埠、码头。太谷曹家的票号遍布大半个中国。全盛时期的山西票号甚至把分号开到了俄国莫斯科、日本大阪、朝鲜仁川、印度加尔各答、新加坡等地。先靠经营传统贸易积攒资金后转而经营金融业在当时的山西汾河谷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这一过程中介休侯家积累资产约七八百万两;太谷曹家积累资产达六七百万两。太谷、平遥、祁县等地被时人称为“金银谷”。外国传教士甚至称太谷为“东方的华尔街”。就连清政府的国库税银汇兑和庚款筹集的业务都是由晋商票号办理。作为晋商代表性人物之一的乔致庸在这一过程中贩茶叶、开钱庄......乔家的生意越做越大:搭上官银汇通天下之后乔家的财富帝国终于打造成功。
据《清稗类钞》记载:乔致庸的身家大概在800万两白银上下。那么胡雪岩的身家是多少呢?据《清代七百名人传》下的胡光墉条目显示:胡雪岩在与左宗棠结识之初当铺、金银铺、钱庄、药铺等诸多产业的总产值加起来大概在280万白银左右。这时胡雪岩的财产只有乔致庸全盛时期的35%左右。当然我们知道胡雪岩在结识左宗棠时正处于他一生事业的上升期。
当时的胡雪岩尽管已在江南一带算得上是小有名气的富翁,但距离他日后富可敌国的境界还有相当的距离,在胡雪岩的事业顶峰时期应当不止280万两白银的身家。1884年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许士爵士在《商务报告》中透露:胡雪岩在与外商的生丝贸易战中囤积了15000—27000包生丝。在此之前的1881年上海《申报》曾报道:“(生丝价格)今日三百数十两者,明日即昂至四百余矣,又隔宵而五百余矣……”
如果按350两/包的单价计算,那么27000包生丝价值945万两白银。照此推断胡雪岩的总资产岂不是应当在1000万两白银以上?然而这里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胡雪岩买生丝的钱不全都是他自己的。胡雪岩财富帝国的核心是他的阜康钱庄。钱庄和今天的银行一样就是吸收存款的。胡雪岩通过阜康钱庄吸收存款,再用这些钱去做生意,最后从赚到的钱中拿一部分给存款人发利息。
所以我们不能把胡雪岩买生丝的钱都视为是他自己的资产。当然有人会说乔家的票号不也是吸收存款的吗?然而晋商经营的票号和当时南方商人经营的钱庄在经营模式上还是有很大区别。当时《申报》曾报道:南方钱庄本金“至多不过五万,少不足二万余”。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也没什么不正常的:钱庄吸收存款后就是要去经营运作商业项目嘛,否则钱庄光吸收存款也赚不到钱啊。
我们今天的银行也是预留一定的准备金后会把大部分吸收的存款都贷放出去。然而当时山西票号需要预留的本金要比南方钱庄多得多。我在上文中提到晋商一开始是通过为朝廷军队提供后勤补给起家的,所以晋商实际上是一个有着浓厚官方背景是商业群体。山西票号一开始做的就是大商人和清朝各地政府的汇兑业务,如果没上百万的现银是没法做这些汇兑业务的。
像徽商这在南方商帮就不具备晋商那样的官方背景:徽州府在历史上与苏、杭二州一样也属于商业和文化发达的地区。以胡雪岩为代表的南方钱庄经营者尽管对官方的生意来者不拒,但主要还是面向普通百姓服务的,所以对资金需求没山西票号那么强烈。“以小博大,十万银子作百万的生意,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就是会做生意”这话可能不是胡雪岩说的,但却恰如其分揭示了胡雪岩做生意的特性。
胡雪岩自己的身家其实远远不及乔致庸,但他创造了用别人的钱做生意这种商业模式。胡雪岩通过不断吸收存款拓展着自己的商业帝国。胡雪岩不仅会吸收存款,而且还会收揽人心。本来缺乏官方背景的胡雪岩通过和左宗棠的合作使自己成为了一名“红顶商人”。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侵略军在英、俄两大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入侵新疆。当时已70岁高龄的老将左宗棠毅然抬棺出征。
在这一过程中胡雪岩出面为西征新疆的大军筹办军需粮饷:胡雪岩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的收入作为担保先后六次出面借外债1870万两白银,从而解决了西征军的经费问题。胡雪岩能借到1870万两白银显然并不能证明他自己的身家有这么多,而是说明他当时在商场和官场的活动能量使他能调度这么多银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雪岩和乔致庸的区别所在。
胡雪岩的阜康钱庄由始至终也没像乔家票号那样汇通天下遍地开花,然而胡雪岩通过吸收存款、结交官员使自己有比乔致庸更大的活动能量。胡雪岩在商界、政界的地位和影响力要高于乔致庸。乔致庸收获了一个财富帝国,而胡雪岩则得以建功立业。尽管胡雪岩自己的身家不及乔致庸,但他却能通过他在商界的影响力和人脉借来钱资助左宗棠收复新疆。
这种事如果换了乔致庸是做不到的,毕竟他的影响力还没那么大。即使以乔致庸的全部身家也还不到胡雪岩所借款项的一半。胡雪岩在商界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当程度上就来自于他如此强大的活动能量,而他自己的个人财富其实比起乔致庸其实还是有差距的。胡雪岩最终的破产是由于他在和外商的生丝贸易战中失利后被朝廷追缴欠款。那么朝廷向胡雪岩追缴的是什么钱呢?
原来作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有一部分产业是有大清政府的国有资产入股的。这也从侧面间接证明胡雪岩的资产排面其实并不完全是用自己的钱撑起来的。1883年10月外资银行和山西票号曾要求以上海为基地的南方钱庄归还总计高达500万两白银以上的“拆放”和“长期”贷款。当时上海的字林西报是这么评价的:“资本不过数万金之庄而放账竟多至数百万”。
当各项贸易盛时钱庄因此获利丰厚,等到市场下行时钱庄纷纷因挤兑而倒闭。到了1883年初上海有99家钱庄,然而到了这年年底就只剩下10家了。倒闭的89家钱庄中就包括胡雪岩的阜康钱庄,而在胡雪岩破产的第二年乔致庸家的大德通票号光每股分红就是850两白银。这再次反证胡雪岩在个人身家上是不及乔致庸的,不过他在商界的地位和影响力的确一度高于乔致庸。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才使胡雪岩成为了一些朝廷大员的眼中钉肉中刺。左宗棠西征时朝廷为筹措西征大军的军需粮饷曾让恭亲王向洋人举债都被拒绝,结果连朝廷都办不成的事愣是让胡雪岩给办成了。别看朝廷大员们嘴上不说,心里可都记着:朝廷办不成的事让你胡雪岩给办了,你可真是富可敌国呀。在传统的士农工商身份等级体系下像胡雪岩这样的商人本来是处于最底层的。
当时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官本位制的社会,并没形成独立的商业氛围。胡雪岩这个所谓的红顶商人在大多数朝廷官员眼中是不入流的,如今官员们眼睁睁看着这个不入流的家伙比自己还风光显贵又会作何感想?胡雪岩日后的杯具命运实际上在这时就已埋下伏笔。前半生呼风唤雨的胡雪岩最终却是在一片凄凉中郁郁而终的;相比之下晚年的乔致庸仍得以尽享天伦之乐。
4. 历史上八大晋商为何集体覆灭?
作为一个山西人,说晋商是一个特别痛心的话题!
不论现在的宣传,晋商是多么地诚实守信,票号什么怎么牛逼,但是都无法改变一个现实,那就是晋商的崛起,完全是借助了山西的地利。
因为山西长期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交界,草原游牧民族是一个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群体,需要从中原获取大量生活物资,这才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根本。
频繁的边境走私活动,使山西商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山西的商业活动,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了,不同于秦国的老农习性。
春秋时期的晋国、战国时期的三晋,都极为重视商业活动,将商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强国基础。
早期的山西商人,也是心怀家国天下的,比如汉朝的马邑大商人聂壹,向朝廷进献“马邑之谋”。
像隋唐的商人武士彟,从事木材生意,李渊在太原起兵后,武氏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
宋朝之后,晋商就开始走上歪路了,宋朝失去中原王朝传统的养马地,需要从辽国进口大量的战马,而辽国也需要大量中原的手工业品。
山西地处边陲,而且自古就拥有成熟的互市榷场,因此宋朝就在山西设置了大量的榷场,与辽人进行互市。
山西的商人通过宋辽的互市,获得了丰厚的收入,但是宋辽之间,时战时和,互市榷场也时常关闭。
山西进行边贸的商人,怎么能看着到嘴的肥肉丢掉了,于是开始了大量不受官府管辖的走私贸易,由此积累下了大量的财富。
明朝的政策福利,使得晋商快速崛起晋商的大规模兴起,得益于明朝食盐专卖的“开中法”。明朝规定,朝廷直接控制着食盐的生产和专卖权。
商贾想要获得食盐的贩卖权,必须凭借“盐引”,食盐的大规模生产经营在两淮,但是“盐引”却掌握在边地的军队手中。
要求商贾必须将边军需要的大量物资,比如粮草等,输送到边军手中,换取“盐引”,然后才能在两淮购买食盐进行销售。
这样的制度出来以后,因为边地都集中在北方,运输路途的遥远,已经边地的凶险,吓退了很多商人。但是这队伍长期活跃于边地的山西商人完全不是问题,山西就是边地重镇。
山西商人凭借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投入到为明军提供军事物资的队伍中,由此获得经验食盐这样的一本万利的生意。
由此山西商人控制了粮食转运和食盐经营两项大宗贸易,明朝曾有流传,两淮的盐商十之八九都是山西商人。
山西商人以此为中心,不断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到明朝后期,山西商人的触角伸到茶叶、纺织业、药材等各行各业。
为了扩大经验的需要,山西商人也创造性的发展了类似现代股份制的东伙制经营模式,从此晋商成了举足轻重的商业组织。
满清入侵的开路先锋,晋商的每一笔财富,都饱含汉人的鲜血因为经常为边军运输物资,晋商与边军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本该是帝国大门守护者的边军将士,开始为晋商出入边关,进入蒙古各部和辽东提供了方便之门。
另外,晋商在两淮的势力扩张,使其可以投入大量的资源,资助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明朝朝堂,成为他们走私牟利的保护伞。
终明一朝,有两大边患,一个是东南的倭寇,另一个就是北方的蒙古和后金的侵扰。这里面都有两大国家内部的势力在支持,一个是东南海商,另一个就是晋商。
努尔哈赤的后金势力兴起之后,从万历到天启,明朝一直都期望以经济封锁限制后金的发展。但是因为晋商的存在,以张家口为基地,通过蒙古向后金输送粮草等军事物资,甚至传递情报,协助后金击败明军。
皇太极时期,满清数次破长城而入,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掠夺了大量财宝物资,但是这些东西都无法支持满清进一步军事扩张,毕竟金银不能当饭吃。
这时以晋商为首的销赃团伙出现了,他们从满清手中获得掠夺自中原百姓的金银财物,再从中原收集大量粮草军资,运入关外资助满清。
满清入关后,其野蛮人的习性,无法支撑大规模的用兵和南下统一战争,军事物资极其匮乏。满清对晋商进行招抚,顺治赐以介休范家范永斗为首的八大晋商为内务府“皇商”,为满清提供军事物资。
满清军队南下之后,在江淮、四川犯下累累罪行,名为统一,实为抢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四川大屠杀”满清以残酷手段获得中原,晋商也成为战争另一受益者。
清朝建立后,晋商的地位持续上升,康熙对准格尔部的多次用兵,都是晋商为其提供物资,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保证清军的作战胜利。
整个满清王朝,社会的大量财富都掌握在满族、蒙古贵族手中,虽然汉族不断有人进入满清王朝高层,但是整个汉族依然处于被奴役和剥削之中,财富十分集中。
晋商的势力在这一时期发展达到了鼎盛,这其中依然离不开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边贸。晋商以包头和张家口为基地,向关外掌握大量财富的蒙古、满清贵族提供物资,实现自己的财富暴涨。
北方军事集团衰落,湘军、淮军兴起,红顶商人被南方商人垄断八大晋商一般是祁县乔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介休侯家、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介休范家和太谷孔家。
虽然乔家、曹家、侯家等几家都经验票号生意,但票号是以储户的银两周转为基础的。晋商的票号兴旺,实质还是晋商群体的生意兴隆为基础的。
太平天国起义,彻底击垮了满清朝廷控制的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已经绿林军,以湘军、淮军等为主的各地团练军队成为清廷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
以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湘、淮军事集团,取代了北方军事集团,成为清廷的主要力量,清廷的军事开支也逐渐被湘军、淮军掌控。
这种情况下,依附于清廷的晋商集团不再是朝廷的主要合作商贾,以胡雪岩、盛宣怀为代表的新一代红顶商人,取代了晋商集团,成为政策的获利者。
就实际来说,晋商的崛起和鼎盛,完全离不开朝廷的政策扶持,随着清廷直属军队的衰败,满清贵族和蒙古贵族再也无法依靠特权,享受丰厚的财富了!
而依靠这些贵族特权强盛起来的晋商势力必然因为政策的转变而衰败,俗话说,因而什么样的优势获得强势,必然也因为什么而衰败,政策风向的转变打下了晋商衰败的基础。
洋务运动兴起,新兴资本主义经营模式成为市场主流,晋商的模式被淘汰一般都是认为新兴资本主义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取代了晋商传统的票号经营模式,晋商在这过程中没有赶上时代潮流,因而晋商集体迅速衰败。
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绝不是最重要的原因,票号的衰败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晋商票号服务群体的银根匮乏,使得票号流动性降低,生意出现举步维艰。
另一个是晋商传统的经营区域,蒙古、东北、俄罗斯等地方,因为战争等不可抗因素,巨额的欠款无法收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银行的坏账超过了银行资产的数倍,破产成为必然,别说是转换模式经营,就是给他个印钞机都不行!
最后,作为传统的商人,晋商群体无法避免地具有传统思维,就是喜欢置办家产和土地,其实这种思维是所有国人都无法避免,现在房地产的兴盛就是明证。
晋商的做法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很不幸,他们赶上了千年未有的乱世和变革。在乱世中,土地房产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他们用大量真金白银换来的东西,最后一钱不值了。
假使晋商群体处于太平盛世,比如说现在,他们置办土地家产,恐怕依然可以延续富可敌国的财富吧!毕竟目前房地产行业仍然是国内最富有的行业,晋商难免又要富得流油了!
5. 山西水费卡更改户名怎么更改?
交水费缴费户名的修改很简单,只需要房子的主人携带房产证、身份证、户口原件及复印件,到辖区内供水公司营业大厅办理即可,一般在房子买卖及过户的过程中,涉及到要更改水费缴费户名,在双方结清自来水水费的前提下,携带上述手续可就近到供水公司营业厅办理。
6. 2017年你都去过哪些城市?
看到这个问题,我才突然意识到,这是又到了写年终总结的时候了。2017年都去过哪些城市,一下子想起了太多的地方,还得容我慢慢撸一撸。
春天,去上海赴一场粉色的约会。
记得那是刚过完年,忽然间,樱花开了,春天就来了,仰头忽见枝头已缀满了希望。虽然“上海樱花节”还未开幕,但上海顾村公园的早樱却已按耐不住了迎接春天的渴望,绽放的满园如云似霞,好似梦幻般的粉色天堂。
才知道早樱在2月就开花的。很庆幸自己遇见了顾村公园那春风中摇曳一朵朵、一枝枝、一簇簇绯红争艳的花蕾。一年之计在于春,樱花给与了我的2017生机勃勃的开始。
夏日南通,撞见了骆宾王。
来到江苏南通,当地的朋友带我去逛狼山,说是狼山上香火很旺,他们逢年过节都要来这里烧香的。盛情难却,便跟着去了。主要是好奇这座叫“狼”的山上是不是真的有狼。然而没想到这一趟狼山之行,我却有了意外的收获,我的好奇心从“狼”转向了“鹅”。
记得我在狼山脚下瞎逛时,突然被一座墓碑上赫然刻着五字:“唐骆宾王墓”惊着了。骆宾王是唐朝初期的诗人,有着有“神童”之称。他七岁写下“鹅鹅鹅”的绝句 ,没想到一千多年后他竟躲在这里。
对于骆宾王的归宿,历来是一个谜。骆宾王一生行迹,颇为诡奇。他曾从军西域,宦游蜀中。及任侍御吏,因贼罪下狱。出狱后,虽为临海县丞,但一直怏怏不得意。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时,他是徐敬业的僚属。徐敬业兵败后,骆宾王便下落不明了,有人说是被杀了,也有说是亡命,甚至还有说他去了灵隐寺为僧了。我这一趟狼山之行,竟发现了骆宾王的归宿,好生意外。
秋到北京,寻得纳兰词。
一直以来我非常喜欢纳兰性德的词,对他的才华钦佩不已。没成想走进北京后海北岸沧桑一座古老的宅院里,才知道清代第一词人纳兰性德就是在这里畅叙友情,倾吐爱情,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传世名句。“山一程,水一程”,“一生一代一双人”隽逸、清新的纳兰词,曾让多少人爱不释手。当我坐在纳兰亲手栽种的古树旁时,感慨万千,纳兰的那句“人生若只如初见”,胜过了万语千言。
初冬的合肥,重新认识包青天。
一提起包拯我们总会不由地唱起那首歌“开封有个包青天 ,铁面无私辨忠奸……”我也一直都以为包拯是开封人呢,来到合肥,我才知道包拯原来是合肥人,他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是地地道道的合肥人。在合肥人眼里,包拯就像与他们朝昔相伴的包河一样,从未离开过。
2017去过的城市有许多,先写这几个印象比较深的吧。
7. 蛇盘兔是什么?
有两个意义,一个属于合婚民俗,意思是属蛇的男生适合娶比他大两岁或者比他小十岁的的属兔女生为妻子,意思是男生属蛇机智灵敏,善于取财,女生属兔温柔体贴,善于守财。所以有句俗话说“蛇盘兔,必定富”,虽然没有科学依据,但寄托人民婚嫁良好愿望,所以广为流传,成为部分属蛇男生心理罪期待的姻缘。
衷心祝福蛇盘兔的夫妻生活美满,财源广进。但属蛇的男生也不必拘泥于此,只要真心相爱,就把属相放一边,还是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最幸福。
另一种意义是山西、陕西以及甘肃某些地区广泛流传的传统民俗小吃,据说就是刚刚过去的清明节专用食品。用蛇比喻介子推母亲,用兔比喻介子推,意思是母亲环抱介子推保护儿子。所以当地人用面粉捏成了蛇盘兔样子的食品,来纪念介子推母子。又因为在介休市方言口音里,“蛇盘兔”和“一定富”谐音。人们借寓意期待美好生活。
无论哪一种,都是寓意深远的民俗,所以宁信其有,不知你信不信。我想,你和我一样,也相信这样的寓意肯定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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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休二手房网,乔致庸鼎盛时期是不是晋商中最有钱的人?
乔致庸,祁县乔家第三代人。他历经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先后娶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杨氏6个妻子,除了第一位外,其余5位都是续弦。
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同时拥有两个以上的妻妾,他之所以有六个妻子,主要是乔致庸太长寿了!而他的妻子相对来说又比较短寿。所谓“续弦”就是这个意思。
他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长大。他酷爱读书,但在其兄长去世后,不得不放弃学业,而继承祖业,肩负起理家、经商的重担。
他胆识过人,有勇有谋,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总结出一套“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诚实守信”的经营思想,使乔家在包头的生意获利倍增。
那么,乔致庸鼎盛时期是不是晋商中最有钱的人呢?乔致庸就是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家“在中堂”的大东家。
而阎维藩是祁县下古村人,出身贫寒,17岁时人平遥“蔚”字五联号之一的蔚长厚票庄学徒,经过10多年历练,刚刚30岁出头,就被派往福州分号任经理。阎维藩在福州分号认识了福州都司恩寿,并与之结拜为兄弟,结为金兰之好。
都司就是当时地方上的军事长官,职权很大,福州的军饷和地方经费便全交由蔚长厚福州分号调拨,三年内福州分号就赢利五六万两银子。
随后,恩寿为了升迁,需要一笔巨款去贿赂打点上司,阎维藩见“奇货可居”,就为其筹集了一笔规模庞大的资金。
据说,他投入的16万两银子打了水漂。平遥总号责备他滥用银两,谁知,就在平遥总号对他的动作尚未完成之时,恩寿便获得升迁,被擢升为汉口将军,不过几年,便将所借蔚长厚的银子全部还清了。
但是,阎维藩经此事件后,有感于总号对他已有成见,信任不似以前,便决定辞职回家,另谋高就。
这事儿被乔致庸听说了,乔慧眼识人,大喜过望,认为阎维藩深谋远虑,敢于决断,结交官员,人脉广泛,正是自己渴求的干练人才。
又听说阎维藩过汉口时,恩寿亲带大队人马隆重迎接,安排在将军府下榻,盛情款待,报知遇之恩,临别时又亲书一札,让阎面交山西巡抚胡聘之。
因此乔致庸决定由阎维藩执政总揽乔家的票号。
从此,乔致庸的票号不像其他票号那样,因战乱而蒙损,反而大获其利。
阎维藩执政总揽号事凡26年,每逢账期按股分红时,每股分红均在8000两到1万两银子之间,给乔家赚了个盆满钵满。
后来乔阎两家还结为儿女亲家,乔致庸做主,将阎维藩的女儿,婚配给自己的第9个孙子乔映庚。
据说,乔家的少东家还请阎维藩乘坐八抬大轿,而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这是家父乔致庸的嘱咐。
这更使阎维藩感动不已,但阎维藩也是知书识礼的人,乔家敬他是礼,他本人哪能让比他还大几岁的少东家骑马,而自己坐轿呢!
于是,他把衣服放在轿子里,始终没有坐轿子。
最后,乔家“在中堂”的分家事宜,也是阎维藩主持仲裁一言而定,可见阎维藩在乔家的威望之高,以及乔氏一门对阎维藩执政总揽票号的尊重。
乔致庸还想到了与人合股开票号,但祁县的另外三个大商家都以各种理由推辞了,广盛源票号的成大掌柜听说后,也是百般阻挠。但执着的乔致庸没有放弃,他最终说服自己的岳父出资参股,成功开设了大德通和大德丰两个票号。
在乔致庸的经营下,两个票号成了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
乔致庸还很懂得审时度势。当时左宗棠西征,乔家资助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做一些与湘军有关的生意。
此外,乔致庸信任下属,让下属全权处理分管之事,各分店的掌柜都能放开手脚、得心应手地去做事,因此也都会拼命为他效力。
对于生意场上的对手,他更是宽容大度,用仁义和宽厚来处理生意上的纠葛,受到商人们的尊重。
富甲一方的乔致庸还广行善举。1877年,他出巨资赈济遭灾县民。
渠本翘创设中学堂,孟步云创设女子学校,他均以重金相助。因赈灾之举,他受到了朝廷赏戴花翎的嘉奖。乔致庸活了八十九岁,掌管乔家数十载,从一介儒生居然成为晋商的翘楚。
以致在他执掌家业时,其资产越滚越多,成为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
据说乔致庸敢于不拘一格用人才,马公甫就是一个人才,在大掌柜告老后,他当上了复盛公的大掌柜,被包头商界称为“马公甫一步登天”。
他本是复盛西字号下属粮店里的小掌柜,不识字,但经营有方,盈利不小。
乔致庸便给他一副资本,让粮店独立经营,他成为大掌柜后也给乔家赚回不少银子。
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也是如此,后来为乔家收进几十万两白银的红利。
乔致庸礼遇聘请阎维藩,也是值得褒扬的一例。阎维藩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他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而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
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于是就决定让阎维藩总揽乔家的票号业务。
乔致庸认为在处理事务时,要像遇到危难一样,迫不及待。一决定做什么买卖,马上去做,宁可在做的当中发现问题,及时改正,切忌在事前有种种顾虑,迟迟不肯动手。
信息和时间就是财富,一怠慢,就会被动,就会失败。所以,事情一旦决定了就立刻行动,付诸实施,必然成功。
咸丰年间,乔致庸在包头龙王庙一带购进田地280亩,种植蔬菜,供应市场,每年获利很多。
乔致庸主持家政后,不断扩大经营,先是在包头财神庙街西口路北,独立投资增设了复盛全商号。
后又在包头瓦窑沟口路西,增设了复盛西商号,经营业务与原来的复盛公相同,以油、酒、米、面的“六陈行”为主,还经营典当、绸缎、副食杂货等。
事实上,其它商号根本不能与之相比。当时的包头市场上,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号共有19个分号,500余名伙友,实力强大,门路宽广,号规严格,再加上乔致庸对掌柜们比较信任,使掌柜们做起事来得心应手。
复字号兴盛后,在包头商界逐渐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和地位。
道光、咸丰年问,包头商业兴旺发达,人口逐渐增多,地方上的诉讼和行政治安等事项,包头巡检的职权又有限,为此,商人们不得不自行组织自治机构维持市面。
复字号当时居领导地位,联合各行业组织的大机构,来解决商民大小纠纷。
所以第二代一般能够继承父业,有的还要发展壮大。到了第三代就不同了,他们养尊处优,奢侈浪费,怕吃苦,不思进取,坐吃山空,哪能不败?
而乔家却富延七代,从清乾隆初年,乔贵发创业到清代末年,称富170余年。
其中第三代的乔致庸,起了关键的承先启后、转败中兴的作用。乔致庸一生,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享年80多岁。其孙女婿常赞春写的《墓志铭》说他87岁还喝酒吃肉。
乔致庸在克服难关的时候,坚持以儒家的仁义诚信思想为根本,手边常备四书五经和《史记》等典籍。
遇到灾荒,必首先出资赈灾。他要求救济灾民的施粥,要用毛巾裹得起来,装到碗里插上筷子不会倒。
据说,他家门前往往拴着三头牛,谁家要用自便牵去,傍晚送回来,不用付租金。
这些义举,为乔家在群众中树立良好声誉,因而生意发展比较顺当。
鉴于历来富家子弟大多走上不思进取的老路,乔家特在大院的报本堂里,先人的塑像旁,放置一只要饭篮子和一根打狗棍,告诫族人要记住贫困史。
乔致庸还制定了家规:不准吸毒,不准纳妾。
乔致庸与乔氏家族,在中国商业史和金融史上,晋商无疑占有重要地位。
山西祁县东观镇乔家堡乔氏家族,则是晋商的杰出代表。乔家经营的商号,垄断包头达二百年之久;乔家开办的票号,是近现代中国最著名金融机构之一,并创下经营时间最长的纪录,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完美谢幕。
据有关资料估算,乔家财产最多时高达数千万银元。无论财富积累、社会影响,还是对文化的贡献,以乔致庸为代表的山西乔氏家族,都可毫无争议地进人中国近现代“大户人家”之列。
他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逼出来的。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乔致广和父亲乔全美相继去世,已经拿到秀才功名的乔致庸继续读书肯定不行,只好放弃学业,接手家业,开始投身商海。
因为父亲和兄长相继去世,乔致庸这房可以说正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乔致庸受命于危难之中,前途危机重重,身旁陷阱密布,稍有不慎,整个家族的基业将会在旦夕间全部化为乌有。
接管家族业务后,他凭借高超的经商谋略,最终披荆斩棘,成功率领乔家突出重围。
事实上,当时的包头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是农耕和游牧民族接触比较频繁的地方,除了马匹等牲畜之外,很多东西都很匮乏。
乔致广做掌门人时,乔家已经成为包头商界的龙头老大,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以至于在当时有这样的说法: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乔致庸故居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乔家堡村,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于民国初年建成一座宏伟的建筑群体,是我国清代北方民居的代表之作。
素有“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
乔家大院为全封闭式的城堡式建筑群,分6个大院,20个小院,313间房屋,俯视呈“喜喜”字形布局。
北面三个大院,从东往西依次叫老院、西北院、书房院。南面三个大院依次为东南院、西南院、新院。特色景点乔家大院有四大特点:砖雕、木雕、石雕、彩绘。全院有三百多处,无一雷同,形成了一个有建筑必有图、有图必有意的大院子。
九龙灯号称“东方奇观”,现保存两盏,是慈禧太后赏赐给乔家的。九龙灯系用珍贵的乌木制成,上有9条活动着的龙,故称“九龙灯”。
晋商翘楚乔致庸,知人善用,在他的带领下,乔家的生意蒸蒸日上,并实现了其“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梦想。
大德通和大德恒票号建立后不久,乔致庸就将这两个票号交给其孙乔映霞管理。之后,这两个票号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乔致庸注重教育,经常督促儿孙学习。
他本人也十分好学,手不释卷。他为人友善,扶危济困,经常周济贫苦乡邻。光绪年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乔致庸曾开仓济贫。为此,《祁县志》予以记述褒奖。乔致庸当家后,乔家不仅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而且人丁兴旺。
乔致庸是一个什么人?咱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乔致庸呢?乔致庸的成功也和他用人不拘一格有很大关系。
乔致庸用人以德选人,在徒弟们路过的小桥上,放一个一两重的银子,有的拾钱自己留下,乔致庸以此不可用。
有的过而不拾,乔致庸以此看出这人适合做伙计;有的捡完以后,交还给失主,乔致庸认为,这是好的人才。
乔全美有二子:长子致广,次子致庸。乔致庸是引领乔氏家族走向鼎盛的功臣。
乔致庸闻名全国的山西祁县乔氏家族,指的主要是在中堂一支,为乔贵发三子乔全美后人。乔全美是包头复字号的创始人,复字号的号规等一系列基本经营管理制度,都在他掌家时形成。
著名的乔家“六不准”家规,也被认为是由他制定的。可以说,他是乔家企业精神和家族文化的奠基者。
当时一个县令年俸只有50两银子,加上养廉银也不过几百两,远远低于乔家商号大掌柜每年上千两白银的薪金,这还不算四年一次的分红。
乔致庸弃文从商,使乔家失去了一个可能博得功名的“举人”,但却多了一位纵横捭阖的商界奇才。
乔致庸素性恬淡,酷爱诗书,经营之道本来非其所长,但他能知人善任,豁达大度,慎始慎终,人都乐为其用。可以说,正是乔致庸敢于和善于用人,才缔造了乔家庞大的商业和金融王国。
他本来应当有另一条自己可以胜任的仕途生涯,却因为大哥的突然去世,而彻底变了自己命运。
少年时的乔致庸是个有钱,又有闲的人,他对当官其实也没什么兴趣。可是为了家父的愿望,他还是选择要去中一个举人。在进龙门之前,应当说乔致庸还是个顽皮的孩子,天真多于理性。
他常常用“半丝半缕,恒今物力维艰”来教育子弟。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找人写好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已。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
以此告诫儿孙,注重节俭,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据说他对他的子孙进行了排队分析。
他认为长子不可委以重任,因为长子骄横跋扈;次子个性暴烈;三子过于老实,亦非经济之才;四子朴实迟钝,不擅长说话;五子是个书呆子;六子体质瘦弱,难担大业。
他最后认为只有长孙乔映霞忠诚厚道,聪明伶俐,故对这个孙子充满希望。
乔致庸上任时,已经经营了数十年的乔家家族企业“复字号”危机四伏。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竞争对手的陷害和打击;另一方面则是其兄乔致广经营不择手段,放任手下欺骗顾客,以次充好,乔家因此失去了信誉,贩卖的货物自然销售不出去。为此乔致庸专门赶到包头总店。
正好乔家的有一项重要生意,就是从福建采购茶叶,贩卖到我国西北甚至俄罗斯地区。
乔致庸到福建采购茶叶,对制茶商说我是头一次和多家大茶商合伙做茶货生意,希望您能将一斤重的茶砖,都做成一斤一两的,制茶商感动地说兄弟,你真是厚道啊!
这批茶砖贩到茶商手里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从此很多商户和客户都认为乔致庸为人厚道,宁肯亏自己,也不亏别人,订了一批茶砖后,马上又订购更多的货物。
于是,乔家的生意越来越好。此后乔致庸经商就非常成功了。
乔致庸之所以能将乔家的事业发扬光大,实现自己“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伟大抱负。
最为重要的是,乔致庸具有独到的眼光和胆略,敢于破格提拔人才,知人善任,用人得当,才使得乔家的事业走向了辉煌的顶峰。
2. 客观真实的评价一下你身边接触过的山西人是怎样的?
曾经在山西大同学习生活工作十年时间,对山西大同人的印象深刻。虽然说百人百态,但一个地域的人文环境还是能影响这个地域的人的性格和秉性。山西大同人给我总的印象非常好。
1.善良
心地善良是山西大同人最显著的特点。大同人没有排外思想,对外地人非常友善,而且热情交往,我在大同期间,结交了很多真正的挚友。大同人总是心怀善意对待别人,一般不会无缘无故去揣测别人的险恶用心,即使自己上当受骗也不会计较。
2.宽容
山西大同人都有一颗宽容的心,偶尔被朋友误解或伤害,他们都能选择宽容,他们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友谊,不会因为一点点不愉快而中断友情。
3.精明
山西大同人都非常精明能干,他们精打细算,很会过日子,他们总是能从错综复杂的事物现象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时刻清楚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因此,他们都是删繁就简,轻轻松松搞定。
4.务实
山西大同人都很务实,他们鄙视华而不实好高骛远,他们崇尚脚踏实地货真价实,家中有粮心里不慌,一般来说,大同人都很低调,财不外露。尽管是家财万贯,有能朴实无华。
5.真实
山西大同人不喜欢伪装自己,率真直爽,不会拐弯抹角。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有人说山西人财迷小气,其实是不懂他们的心思。他们不会做无谓的牺牲,不会做多余的掩饰和客套,如果是他们觉得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他们会不惜代价一掷千金。
在山西大同多年,感情太深,有很多真诚的朋友,终身难忘。他们身上的亮点,千言万语都无法叙述,限于篇幅,点到为止吧。我的网络长篇小说《诗的花朵》里面有很多情节,都是在山西大同生活的真实写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阅。
3. 一个是晋商的代表一个是徽商的代表?
在古代交通条件不发达的状态下出门做生意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那些离乡背井的生意人往往需要靠和同乡同姓的帮扶才能立足。在这种背景下就自发形成了一系列以乡土亲缘为纽带的商帮。到了清代已乡土地域划分的晋商、徽商、粤商、秦商、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河南商帮等十大商帮。当然十大商帮各自的贸易覆盖面和知名度并不一样。
有时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也被合称为“五大商帮”。由此可见这五大商帮比起其他五大商帮在人们心中的知名度是更高的。除了“十大商帮”、“五大商帮”之外还有“三大商帮”的说法,不过关于“三大商帮”具体指的是哪三大商帮却说法不一。有人把粤商、徽商、晋商合称为三大商帮 ,也有三大商帮是指陕商、晋商、徽商的说法。无论在哪种说法中晋商和徽商都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两大商帮。
清代的晋商群体形成了八大家族:祁县乔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介休侯家、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介休范家、太谷孔家。当年八大晋商中的首富是临汾亢家,然而如今祁县乔家却因为他们的家宅以及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缘故而比较知名。始建于1756年的乔家大院整体上呈双“喜”字形:分为6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合计313间房屋,建筑面积4175平方米。三面临街的乔家大院四周是高达10余米的全封闭青砖墙。
乔家大院设计之精巧、工艺之精细体现了中国清代晋中地区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因此被誉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乔家大院素来以“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之名誉满海内外。杭州市吴山脚下南宋御街东面的元宝街上也坐落着一座堪与乔家大院媲美的富商故居——这就是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故居。胡雪岩故居是一座富有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又颇具西方建筑风格美轮美奂的宅第。
如果说乔家大院曾经的主人乔致庸是晋商群体的典型代表,那么出生于徽州绩溪的胡雪岩则是徽商群体的典型代表。晋商和徽商是当时天下最显赫的两大商帮,而作为晋商代表的乔致庸和作为徽商代表的胡雪岩也都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那么这两人比起来谁更富有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必须拿两人最鼎盛辉煌的时期进行对比,因为胡雪岩并不是一辈子都富有的。
乔致庸以诚信为本刻苦经营,从而带领乔家实现了货通天下的目标。不过乔家的基业并不是乔致庸所开创的:乔致庸是祁县乔家第四位当家人,在他出生时乔家大院都建好62年了,所以乔致庸并不是白手起家,而是在继承家族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生在安徽省徽州绩溪县湖里村一个贫困家庭的胡雪岩从12岁起就孤身出外闯荡,所以胡雪岩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白手起家的。
如果要拿早年的乔致庸和胡雪岩比,那么不用说就知道一定是乔致庸更富有。如果拿晚年的乔致庸和胡雪岩比,那么也是乔致庸更富有:1882年以后胡雪岩就已破产,他人生的最后三年是在贫恨交加中度过的。早年的胡雪岩、晚年的胡雪岩都是在贫穷中度过的,只有正值壮年时的胡雪岩才是富可敌国的。如果拿早年、晚年的胡雪岩和乔致庸比谁更富有,那么一百个胡雪岩加起来也比不了乔致庸啊。
只有在两个人都处于最鼎盛辉煌的时期才具有可比性。现在也有人比较王健林、马云、马化腾等富豪谁更富有,然而不同的人得出来的结论有时却并不完全一致。这主要是因为生意做到他们这个份上的人有时办事花得并不是自己的钱。众所周知像王健林这样的大老板身上是有负债的,而我们平头百姓身上没有负债,那么难道我们比王健林还有钱吗?恰恰相反是因为银行更愿意借钱给王健林而不是我们。
如果我们站在借钱人的角度看:身上有钱花不掉,也没什么好的投资项目,又不能让钱白白闲着,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借给有需要的人挣点利息。问题在于借给谁呢?大老板资产丰厚,有足够抵押,把钱借给他不必担心赖账或还不起。资产雄厚信用等级高的大公司会有银行主动上门,而缺少资金的个人和小企业只能去找利息高得离谱的民间借贷。大家不妨看看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几家不贷款的大公司?
相比之下您见过有几个普通老百姓或者是小规模的个体工商户欠着银行一大堆债的?所以有钱人能调动的资金和他们自己手头的钱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尽管个人身家可能没别人富有,可他所能调动的资金总量很庞大,所以他就能经营很多项目,从而使自己在社会上维持一种体面的地位。乔致庸在全盛时期如果以个人身家论比胡雪岩更富有,然而胡雪岩在当时全国经济界的地位和影响力要高于乔致庸。
以乔家为代表的晋商大多是靠做边境贸易起家的。自古以来晋北就是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民族传统意义上的分界线。从汉代开始的历代统治者莫不重视晋北边境的互市贸易。自明代实行开中法以来山西商人抓住天时地利得以发展起来。进入清代以后山西商人继续延续着古已有之的传统:深入大漠贩运军粮、军马等物资,从而为朝廷在当地的驻军提供后勤保障。
与此同时他们也和漠北蒙古诸部展开民间贸易。这一时期晋商的贸易版图随着大军的足迹扩张到了黑龙江畔、天山南北等地。从康熙年间开始以晋商为代表的西帮商人垄断内外蒙古和对俄罗斯的边境贸易长达二百多年。道光年间晋商发明了能在全国各商号之间自由汇兑的银票。随着汇兑量的增加就使得从事金融汇兑的票号、银号应运而生:道光三年(1823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诞生于山西平遥县西大街。
此后过去主要经营与蒙古、俄国的边境贸易的各大晋商家族纷纷介入银号生意:祁县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中国各地商埠、码头。太谷曹家的票号遍布大半个中国。全盛时期的山西票号甚至把分号开到了俄国莫斯科、日本大阪、朝鲜仁川、印度加尔各答、新加坡等地。先靠经营传统贸易积攒资金后转而经营金融业在当时的山西汾河谷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这一过程中介休侯家积累资产约七八百万两;太谷曹家积累资产达六七百万两。太谷、平遥、祁县等地被时人称为“金银谷”。外国传教士甚至称太谷为“东方的华尔街”。就连清政府的国库税银汇兑和庚款筹集的业务都是由晋商票号办理。作为晋商代表性人物之一的乔致庸在这一过程中贩茶叶、开钱庄......乔家的生意越做越大:搭上官银汇通天下之后乔家的财富帝国终于打造成功。
据《清稗类钞》记载:乔致庸的身家大概在800万两白银上下。那么胡雪岩的身家是多少呢?据《清代七百名人传》下的胡光墉条目显示:胡雪岩在与左宗棠结识之初当铺、金银铺、钱庄、药铺等诸多产业的总产值加起来大概在280万白银左右。这时胡雪岩的财产只有乔致庸全盛时期的35%左右。当然我们知道胡雪岩在结识左宗棠时正处于他一生事业的上升期。
当时的胡雪岩尽管已在江南一带算得上是小有名气的富翁,但距离他日后富可敌国的境界还有相当的距离,在胡雪岩的事业顶峰时期应当不止280万两白银的身家。1884年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许士爵士在《商务报告》中透露:胡雪岩在与外商的生丝贸易战中囤积了15000—27000包生丝。在此之前的1881年上海《申报》曾报道:“(生丝价格)今日三百数十两者,明日即昂至四百余矣,又隔宵而五百余矣……”
如果按350两/包的单价计算,那么27000包生丝价值945万两白银。照此推断胡雪岩的总资产岂不是应当在1000万两白银以上?然而这里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胡雪岩买生丝的钱不全都是他自己的。胡雪岩财富帝国的核心是他的阜康钱庄。钱庄和今天的银行一样就是吸收存款的。胡雪岩通过阜康钱庄吸收存款,再用这些钱去做生意,最后从赚到的钱中拿一部分给存款人发利息。
所以我们不能把胡雪岩买生丝的钱都视为是他自己的资产。当然有人会说乔家的票号不也是吸收存款的吗?然而晋商经营的票号和当时南方商人经营的钱庄在经营模式上还是有很大区别。当时《申报》曾报道:南方钱庄本金“至多不过五万,少不足二万余”。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也没什么不正常的:钱庄吸收存款后就是要去经营运作商业项目嘛,否则钱庄光吸收存款也赚不到钱啊。
我们今天的银行也是预留一定的准备金后会把大部分吸收的存款都贷放出去。然而当时山西票号需要预留的本金要比南方钱庄多得多。我在上文中提到晋商一开始是通过为朝廷军队提供后勤补给起家的,所以晋商实际上是一个有着浓厚官方背景是商业群体。山西票号一开始做的就是大商人和清朝各地政府的汇兑业务,如果没上百万的现银是没法做这些汇兑业务的。
像徽商这在南方商帮就不具备晋商那样的官方背景:徽州府在历史上与苏、杭二州一样也属于商业和文化发达的地区。以胡雪岩为代表的南方钱庄经营者尽管对官方的生意来者不拒,但主要还是面向普通百姓服务的,所以对资金需求没山西票号那么强烈。“以小博大,十万银子作百万的生意,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就是会做生意”这话可能不是胡雪岩说的,但却恰如其分揭示了胡雪岩做生意的特性。
胡雪岩自己的身家其实远远不及乔致庸,但他创造了用别人的钱做生意这种商业模式。胡雪岩通过不断吸收存款拓展着自己的商业帝国。胡雪岩不仅会吸收存款,而且还会收揽人心。本来缺乏官方背景的胡雪岩通过和左宗棠的合作使自己成为了一名“红顶商人”。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侵略军在英、俄两大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入侵新疆。当时已70岁高龄的老将左宗棠毅然抬棺出征。
在这一过程中胡雪岩出面为西征新疆的大军筹办军需粮饷:胡雪岩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的收入作为担保先后六次出面借外债1870万两白银,从而解决了西征军的经费问题。胡雪岩能借到1870万两白银显然并不能证明他自己的身家有这么多,而是说明他当时在商场和官场的活动能量使他能调度这么多银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雪岩和乔致庸的区别所在。
胡雪岩的阜康钱庄由始至终也没像乔家票号那样汇通天下遍地开花,然而胡雪岩通过吸收存款、结交官员使自己有比乔致庸更大的活动能量。胡雪岩在商界、政界的地位和影响力要高于乔致庸。乔致庸收获了一个财富帝国,而胡雪岩则得以建功立业。尽管胡雪岩自己的身家不及乔致庸,但他却能通过他在商界的影响力和人脉借来钱资助左宗棠收复新疆。
这种事如果换了乔致庸是做不到的,毕竟他的影响力还没那么大。即使以乔致庸的全部身家也还不到胡雪岩所借款项的一半。胡雪岩在商界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当程度上就来自于他如此强大的活动能量,而他自己的个人财富其实比起乔致庸其实还是有差距的。胡雪岩最终的破产是由于他在和外商的生丝贸易战中失利后被朝廷追缴欠款。那么朝廷向胡雪岩追缴的是什么钱呢?
原来作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有一部分产业是有大清政府的国有资产入股的。这也从侧面间接证明胡雪岩的资产排面其实并不完全是用自己的钱撑起来的。1883年10月外资银行和山西票号曾要求以上海为基地的南方钱庄归还总计高达500万两白银以上的“拆放”和“长期”贷款。当时上海的字林西报是这么评价的:“资本不过数万金之庄而放账竟多至数百万”。
当各项贸易盛时钱庄因此获利丰厚,等到市场下行时钱庄纷纷因挤兑而倒闭。到了1883年初上海有99家钱庄,然而到了这年年底就只剩下10家了。倒闭的89家钱庄中就包括胡雪岩的阜康钱庄,而在胡雪岩破产的第二年乔致庸家的大德通票号光每股分红就是850两白银。这再次反证胡雪岩在个人身家上是不及乔致庸的,不过他在商界的地位和影响力的确一度高于乔致庸。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才使胡雪岩成为了一些朝廷大员的眼中钉肉中刺。左宗棠西征时朝廷为筹措西征大军的军需粮饷曾让恭亲王向洋人举债都被拒绝,结果连朝廷都办不成的事愣是让胡雪岩给办成了。别看朝廷大员们嘴上不说,心里可都记着:朝廷办不成的事让你胡雪岩给办了,你可真是富可敌国呀。在传统的士农工商身份等级体系下像胡雪岩这样的商人本来是处于最底层的。
当时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官本位制的社会,并没形成独立的商业氛围。胡雪岩这个所谓的红顶商人在大多数朝廷官员眼中是不入流的,如今官员们眼睁睁看着这个不入流的家伙比自己还风光显贵又会作何感想?胡雪岩日后的杯具命运实际上在这时就已埋下伏笔。前半生呼风唤雨的胡雪岩最终却是在一片凄凉中郁郁而终的;相比之下晚年的乔致庸仍得以尽享天伦之乐。
4. 历史上八大晋商为何集体覆灭?
作为一个山西人,说晋商是一个特别痛心的话题!
不论现在的宣传,晋商是多么地诚实守信,票号什么怎么牛逼,但是都无法改变一个现实,那就是晋商的崛起,完全是借助了山西的地利。
因为山西长期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交界,草原游牧民族是一个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群体,需要从中原获取大量生活物资,这才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根本。
频繁的边境走私活动,使山西商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山西的商业活动,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了,不同于秦国的老农习性。
春秋时期的晋国、战国时期的三晋,都极为重视商业活动,将商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强国基础。
早期的山西商人,也是心怀家国天下的,比如汉朝的马邑大商人聂壹,向朝廷进献“马邑之谋”。
像隋唐的商人武士彟,从事木材生意,李渊在太原起兵后,武氏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
宋朝之后,晋商就开始走上歪路了,宋朝失去中原王朝传统的养马地,需要从辽国进口大量的战马,而辽国也需要大量中原的手工业品。
山西地处边陲,而且自古就拥有成熟的互市榷场,因此宋朝就在山西设置了大量的榷场,与辽人进行互市。
山西的商人通过宋辽的互市,获得了丰厚的收入,但是宋辽之间,时战时和,互市榷场也时常关闭。
山西进行边贸的商人,怎么能看着到嘴的肥肉丢掉了,于是开始了大量不受官府管辖的走私贸易,由此积累下了大量的财富。
明朝的政策福利,使得晋商快速崛起晋商的大规模兴起,得益于明朝食盐专卖的“开中法”。明朝规定,朝廷直接控制着食盐的生产和专卖权。
商贾想要获得食盐的贩卖权,必须凭借“盐引”,食盐的大规模生产经营在两淮,但是“盐引”却掌握在边地的军队手中。
要求商贾必须将边军需要的大量物资,比如粮草等,输送到边军手中,换取“盐引”,然后才能在两淮购买食盐进行销售。
这样的制度出来以后,因为边地都集中在北方,运输路途的遥远,已经边地的凶险,吓退了很多商人。但是这队伍长期活跃于边地的山西商人完全不是问题,山西就是边地重镇。
山西商人凭借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投入到为明军提供军事物资的队伍中,由此获得经验食盐这样的一本万利的生意。
由此山西商人控制了粮食转运和食盐经营两项大宗贸易,明朝曾有流传,两淮的盐商十之八九都是山西商人。
山西商人以此为中心,不断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到明朝后期,山西商人的触角伸到茶叶、纺织业、药材等各行各业。
为了扩大经验的需要,山西商人也创造性的发展了类似现代股份制的东伙制经营模式,从此晋商成了举足轻重的商业组织。
满清入侵的开路先锋,晋商的每一笔财富,都饱含汉人的鲜血因为经常为边军运输物资,晋商与边军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本该是帝国大门守护者的边军将士,开始为晋商出入边关,进入蒙古各部和辽东提供了方便之门。
另外,晋商在两淮的势力扩张,使其可以投入大量的资源,资助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明朝朝堂,成为他们走私牟利的保护伞。
终明一朝,有两大边患,一个是东南的倭寇,另一个就是北方的蒙古和后金的侵扰。这里面都有两大国家内部的势力在支持,一个是东南海商,另一个就是晋商。
努尔哈赤的后金势力兴起之后,从万历到天启,明朝一直都期望以经济封锁限制后金的发展。但是因为晋商的存在,以张家口为基地,通过蒙古向后金输送粮草等军事物资,甚至传递情报,协助后金击败明军。
皇太极时期,满清数次破长城而入,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掠夺了大量财宝物资,但是这些东西都无法支持满清进一步军事扩张,毕竟金银不能当饭吃。
这时以晋商为首的销赃团伙出现了,他们从满清手中获得掠夺自中原百姓的金银财物,再从中原收集大量粮草军资,运入关外资助满清。
满清入关后,其野蛮人的习性,无法支撑大规模的用兵和南下统一战争,军事物资极其匮乏。满清对晋商进行招抚,顺治赐以介休范家范永斗为首的八大晋商为内务府“皇商”,为满清提供军事物资。
满清军队南下之后,在江淮、四川犯下累累罪行,名为统一,实为抢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四川大屠杀”满清以残酷手段获得中原,晋商也成为战争另一受益者。
清朝建立后,晋商的地位持续上升,康熙对准格尔部的多次用兵,都是晋商为其提供物资,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保证清军的作战胜利。
整个满清王朝,社会的大量财富都掌握在满族、蒙古贵族手中,虽然汉族不断有人进入满清王朝高层,但是整个汉族依然处于被奴役和剥削之中,财富十分集中。
晋商的势力在这一时期发展达到了鼎盛,这其中依然离不开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边贸。晋商以包头和张家口为基地,向关外掌握大量财富的蒙古、满清贵族提供物资,实现自己的财富暴涨。
北方军事集团衰落,湘军、淮军兴起,红顶商人被南方商人垄断八大晋商一般是祁县乔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介休侯家、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介休范家和太谷孔家。
虽然乔家、曹家、侯家等几家都经验票号生意,但票号是以储户的银两周转为基础的。晋商的票号兴旺,实质还是晋商群体的生意兴隆为基础的。
太平天国起义,彻底击垮了满清朝廷控制的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已经绿林军,以湘军、淮军等为主的各地团练军队成为清廷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
以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湘、淮军事集团,取代了北方军事集团,成为清廷的主要力量,清廷的军事开支也逐渐被湘军、淮军掌控。
这种情况下,依附于清廷的晋商集团不再是朝廷的主要合作商贾,以胡雪岩、盛宣怀为代表的新一代红顶商人,取代了晋商集团,成为政策的获利者。
就实际来说,晋商的崛起和鼎盛,完全离不开朝廷的政策扶持,随着清廷直属军队的衰败,满清贵族和蒙古贵族再也无法依靠特权,享受丰厚的财富了!
而依靠这些贵族特权强盛起来的晋商势力必然因为政策的转变而衰败,俗话说,因而什么样的优势获得强势,必然也因为什么而衰败,政策风向的转变打下了晋商衰败的基础。
洋务运动兴起,新兴资本主义经营模式成为市场主流,晋商的模式被淘汰一般都是认为新兴资本主义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取代了晋商传统的票号经营模式,晋商在这过程中没有赶上时代潮流,因而晋商集体迅速衰败。
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绝不是最重要的原因,票号的衰败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晋商票号服务群体的银根匮乏,使得票号流动性降低,生意出现举步维艰。
另一个是晋商传统的经营区域,蒙古、东北、俄罗斯等地方,因为战争等不可抗因素,巨额的欠款无法收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银行的坏账超过了银行资产的数倍,破产成为必然,别说是转换模式经营,就是给他个印钞机都不行!
最后,作为传统的商人,晋商群体无法避免地具有传统思维,就是喜欢置办家产和土地,其实这种思维是所有国人都无法避免,现在房地产的兴盛就是明证。
晋商的做法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很不幸,他们赶上了千年未有的乱世和变革。在乱世中,土地房产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他们用大量真金白银换来的东西,最后一钱不值了。
假使晋商群体处于太平盛世,比如说现在,他们置办土地家产,恐怕依然可以延续富可敌国的财富吧!毕竟目前房地产行业仍然是国内最富有的行业,晋商难免又要富得流油了!
5. 山西水费卡更改户名怎么更改?
交水费缴费户名的修改很简单,只需要房子的主人携带房产证、身份证、户口原件及复印件,到辖区内供水公司营业大厅办理即可,一般在房子买卖及过户的过程中,涉及到要更改水费缴费户名,在双方结清自来水水费的前提下,携带上述手续可就近到供水公司营业厅办理。
6. 2017年你都去过哪些城市?
看到这个问题,我才突然意识到,这是又到了写年终总结的时候了。2017年都去过哪些城市,一下子想起了太多的地方,还得容我慢慢撸一撸。
春天,去上海赴一场粉色的约会。
记得那是刚过完年,忽然间,樱花开了,春天就来了,仰头忽见枝头已缀满了希望。虽然“上海樱花节”还未开幕,但上海顾村公园的早樱却已按耐不住了迎接春天的渴望,绽放的满园如云似霞,好似梦幻般的粉色天堂。
才知道早樱在2月就开花的。很庆幸自己遇见了顾村公园那春风中摇曳一朵朵、一枝枝、一簇簇绯红争艳的花蕾。一年之计在于春,樱花给与了我的2017生机勃勃的开始。
夏日南通,撞见了骆宾王。
来到江苏南通,当地的朋友带我去逛狼山,说是狼山上香火很旺,他们逢年过节都要来这里烧香的。盛情难却,便跟着去了。主要是好奇这座叫“狼”的山上是不是真的有狼。然而没想到这一趟狼山之行,我却有了意外的收获,我的好奇心从“狼”转向了“鹅”。
记得我在狼山脚下瞎逛时,突然被一座墓碑上赫然刻着五字:“唐骆宾王墓”惊着了。骆宾王是唐朝初期的诗人,有着有“神童”之称。他七岁写下“鹅鹅鹅”的绝句 ,没想到一千多年后他竟躲在这里。
对于骆宾王的归宿,历来是一个谜。骆宾王一生行迹,颇为诡奇。他曾从军西域,宦游蜀中。及任侍御吏,因贼罪下狱。出狱后,虽为临海县丞,但一直怏怏不得意。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时,他是徐敬业的僚属。徐敬业兵败后,骆宾王便下落不明了,有人说是被杀了,也有说是亡命,甚至还有说他去了灵隐寺为僧了。我这一趟狼山之行,竟发现了骆宾王的归宿,好生意外。
秋到北京,寻得纳兰词。
一直以来我非常喜欢纳兰性德的词,对他的才华钦佩不已。没成想走进北京后海北岸沧桑一座古老的宅院里,才知道清代第一词人纳兰性德就是在这里畅叙友情,倾吐爱情,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传世名句。“山一程,水一程”,“一生一代一双人”隽逸、清新的纳兰词,曾让多少人爱不释手。当我坐在纳兰亲手栽种的古树旁时,感慨万千,纳兰的那句“人生若只如初见”,胜过了万语千言。
初冬的合肥,重新认识包青天。
一提起包拯我们总会不由地唱起那首歌“开封有个包青天 ,铁面无私辨忠奸……”我也一直都以为包拯是开封人呢,来到合肥,我才知道包拯原来是合肥人,他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是地地道道的合肥人。在合肥人眼里,包拯就像与他们朝昔相伴的包河一样,从未离开过。
2017去过的城市有许多,先写这几个印象比较深的吧。
7. 蛇盘兔是什么?
有两个意义,一个属于合婚民俗,意思是属蛇的男生适合娶比他大两岁或者比他小十岁的的属兔女生为妻子,意思是男生属蛇机智灵敏,善于取财,女生属兔温柔体贴,善于守财。所以有句俗话说“蛇盘兔,必定富”,虽然没有科学依据,但寄托人民婚嫁良好愿望,所以广为流传,成为部分属蛇男生心理罪期待的姻缘。
衷心祝福蛇盘兔的夫妻生活美满,财源广进。但属蛇的男生也不必拘泥于此,只要真心相爱,就把属相放一边,还是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最幸福。
另一种意义是山西、陕西以及甘肃某些地区广泛流传的传统民俗小吃,据说就是刚刚过去的清明节专用食品。用蛇比喻介子推母亲,用兔比喻介子推,意思是母亲环抱介子推保护儿子。所以当地人用面粉捏成了蛇盘兔样子的食品,来纪念介子推母子。又因为在介休市方言口音里,“蛇盘兔”和“一定富”谐音。人们借寓意期待美好生活。
无论哪一种,都是寓意深远的民俗,所以宁信其有,不知你信不信。我想,你和我一样,也相信这样的寓意肯定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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